姜太公享年及祭拜 历史考证(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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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凯飞

姜太公祭拜溯源

“太公崇拜”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其本身并不是以理论形态来表现其自身的文化内涵,而是一种通过社会信仰、民间习俗、生活习惯的形式传承的文化形态,而太公祠庙就是传播发展“太公崇拜”的重要物质载体。

社会信仰和民间习俗的诞生,亦有其渊源,并非没有根据的自发形成。商周时期,神权地位和政治地位是统一的。《礼记·表记》云:“殷人尊神,率民以事神,先鬼而后礼。”郑氏注:“先鬼后礼,谓内宗庙、外朝廷也。礼者,君臣朝会,凡以挚交接相施予。”宋镇豪在《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》中考证到:“殷商统治者强化王权与神权的结合。”甚至达到“国家的人神合一”。也就是说,被祭祀或者纳入宗庙的人,不仅生前得位高权重,同时也得是高级的神职人员。

在武王登基的祭祀之中,记载姜太公望负责牵牛。太公望辅助周武王祭祀,这是王以下最高的宗教地位,事后太公铸“天亡簋”纪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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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逸周书》和《史记》都有记载,周武王的登基仪式时献祭上帝,有四个人配合武王献祭,一是“毛叔郑奉明水”,毛叔郑拿着清水。“卫康叔奉布兹”,布兹就是草席,卫康叔拿着草席。“召公奭赞采”,赞采就是拿着彩帛,捧着彩帛,一般彩帛要披在牛身上。“师尚父牵牲”,师尚父姜子牙牵着一头牛。也就是说,登基为王要奉献牺牲给上帝。要宰杀牲口,主要是黑牛,姜子牙是负责牵这头黑牛的。《史记》记载这些祭祀的细节,谁捧水,谁拿草席,谁拿着彩帛,谁牵着牛。为什么细节这么重要?我们今天可能不太理解。毛叔郑、卫康叔,这两人是周武王同父同母的亲弟弟,召公奭是周武王同父异母的哥哥,参与宗教仪式的四个人里,三个人跟周武王是血亲关系,只有师尚父不是血缘亲属。最重要的四个人里面,只有师尚父一个人非王族。师尚父能成为周武王登基时候的祭祀活动中的一员,可见他有着非常高的宗教地位。

西周初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青铜器,叫做大丰簋,又叫天亡簋,是重要的祭祀和宴飨用器。这是西周初年周武王时期一个重要的青铜器,它里面记载的内容是有一个叫天亡的人,协助周武王做祭祀活动。其铭文为:“天亡又(佑)王,衣祀于不(丕)显考文王,喜事上帝”。“天亡”这个人配合周武王做完祭祀上帝的活动,并且得到周武王的封赐,做了大丰簋来纪念这件事。近现代有一位重要的古文字学的权威,叫于省吾。他认为大丰簋里面的“天亡”这个人,就是太公望,即姜子牙、姜太公。为什么姜太公要做这么一个青铜簋来纪念这次祭祀活动呢?因为周武王祭祀上帝,配祭周文王,太公望辅助周武王祭祀,这是王以下最高的宗教地位,而太公望本身不是王族,所以他特别感谢这种认同,制作天亡簋来纪念这件事。西周天亡簋,旧称“大丰簋”“朕簋”,清朝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(今宝鸡市眉县),后屡经辗转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(今中国国家博物馆)。另外,2008~2010年在山东高青陈庄发现一座西周城址,并在城址内揭露了房基、祭坛、灰坑、窖穴、道路、水井、贵族墓葬、马坑、车马坑等遗迹。其中贵族墓葬内出土多件铜器,有2件铜簋的铭文各达70余字,并首次发现带“齐公”字样的金文材料。城址始建于西周早期,至中期废弃,墓葬年代多属西周中期。此簋的考古挖掘更进一步证明了以上关于“天亡簋”的解读结论。

可见,姜太公的第三个形象,是周武王的最高助祭,祭祀过程中的最高助手。左传上说: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。在姜太公那个时代,一个人的地位由“祀”与“戎”所决定、也由“祀”与“戎”来标志。姜太公无论是祭祀权力还是在军事方面,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他的军事功劳和宗教地位,都是非常高的。孟子分人为善人、信人、美人、大人、和神人六等。“大而化之之谓圣,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。”圣近于神,故“神圣”相提并论。《姜太公志》考:姜太公是周代被尊为“圣人”的第一人。

姜太公去世后,返周而葬,葬于文王、武王的陵墓旁。当时周朝规定,姜太公五世之内皆返周而葬,五世之后才能葬于齐地。

姜太公一生辅佐文王、武王建立周朝的经天纬地之才,和他一生爱民亲民的大德风范,以及给华夏开启文明、文化、工商、军事等新的纪元,福泽炎黄子孙,禄延千秋万代,人皆口书相传,最逝犹活,无论官方和民间都祭奠姜太公。孟子不仅追尊太公为“天下之大老”、圣人,更把他推上了“神”的高位,以其有“圣知之明,其道不可得知”的个人素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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